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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衢州市   发布时间:2022-01-29 20:29:33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听说们田犬工作强度大,听说们田犬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又爽又色又免费的视频_又爽又色又免费的视频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祖到的柴工作强度大,祖到的柴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回老工作强度大,回老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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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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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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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颇多工作强度大,颇多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听说们田犬工作强度大,听说们田犬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又爽又色又免费的视频_又爽又色又免费的视频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祖到的柴工作强度大,祖到的柴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回老工作强度大,回老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感想工作强度大,感想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颇多工作强度大,颇多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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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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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听说们田犬工作强度大,听说们田犬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祖到的柴工作强度大,祖到的柴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回老工作强度大,回老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感想工作强度大,感想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颇多工作强度大,颇多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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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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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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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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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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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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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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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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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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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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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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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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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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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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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下沉干部:工作强度大,又冷又累,但他们一直在坚持|||||||

在西安本轮疫情防控期间,最辛苦的可能就是“大白”们了。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有一批是下沉干部。其中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科技交流中心的王瑨,从去年12月23日到现在,一直忙碌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他。

下沉初期,连合适的防护服都没有

王瑨介绍,他下沉的第一个社区是雁塔区曲江街道华府名城社区。“雁塔区是重灾区,下沉社区工作有未知的危险性。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到命令时都会有一些担心。但做工作时,大家都是在互相感动、互相激励中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一直在室外做核酸检测,很辛苦,很冷。工作强度相当大,可以说是一种煎熬,而且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在坚持。下沉初期,物资、人员都缺,工作任务比较重,基本上是半天组织做核酸检测,半天在门岗值班。吃饭是几个爱心企业来回送,每天工作到晚8点至10点是常态。我身高1.83米,前期没有合适的防护服,穿上以后戴上帽子,连头都抬不起来,而且也坐不下来。直到后来才有了合适尺码的防护服。”

“前期那会儿还没有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下沉干部。第一批下沉干部也很少,只有市上的人,街道办的人。当时省上和市上第二批、第三批还没有派。我所在的社区,市上只有两个下沉干部,街道办有三四个,而这个社区要负责两个小区,加起来每次做核酸的住户有五六千人,工作量很大。现在好多了,华府名城社区现在光下沉干部就有就有十几个。基本上能保证每个单元有一两个,而这在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门岗值班,和小区保安一起挨骂

“不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就负责门岗,门岗上的事其实挺多的。在没有提级管控时想出小区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态度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考研学生的家长。当时的政策是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而且要有专门的票。学生要提前去看考场,家长也要跟着去。学生凭考研准考证是可以出小区的,但家长担心出不去,把票给了孩子。给了孩子以后自己又不放心也要去,但没有票,我们自然不允许。家长就对规定很不满意,情绪激动,连我们下沉干部带保安一块骂。我们一起劝说,来来回回一两个小时,才算安抚下来了。平时对于一些难协调的事情,小区保安就依靠我们了。他们认为我们是权威,其实那会儿大家都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跟街道办、跟区上都就一些政策进行了沟通,有些事确实比较繁琐和辛苦。”

为送医护回家,自己回到家最晚已凌晨两点

王瑨说,在社区一线防控人员中,要数医护人员最辛苦,其次就是他们。“而做核酸检测的四名年轻医护人员住得又远又偏,她们所在单位大都是民办诊所,没有车接送,在城市管控后没有公交到达,导致下班回家成了难题。于是我和一位社区副主任主动承担起了开车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的责任。我们下班晚,她们下班更晚,因为做完核酸检测后她们还要做很多整理工作。所以最晚有两次送她们回家都凌晨一点了,而我自己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我们坚持每天送她们回家,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元旦那一天,有两位医护人员去支援别的地方做核酸检测了,没来得及告别,在手机上给我发了个微信,让我感到很感动。”

“为做好保障服务,大家都各尽其能各显身手”

王瑨介绍,1月2日以后防疫任务调整,他被调整到了离家比较近的碑林区南沙社区,可以回家吃饭了。“这边现在有各级下沉干部27人,形势好了很多,群众也都更加配合了,各方面工作也安排考虑得更细了。我现在所在的社区开始做‘敲门行动’,摸排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孕妇,包括特殊就医情况,以及封控期间的物资联络配送等。下沉干部工作职责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做保障服务了。大家各显身手,很多人干的事开始和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系了:比如医保局的下沉干部给需要买慢性病药的老年人说,你现在刷不了医保卡,我给你联系,你先垫上,等疫情解封以后再把钱给你退回去;科技局下沉干部给一些小区联系捐赠物资;一些技术干部通过设计小程序给小的物资配送和上门统计人数等提供了便利。现在,在碑林区、科技局、市上的下沉干部的微信群里,大家看到都是这样的信息。”

从12月25日起,夫妻俩一直没见过孩子

除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一线尽职尽责,王瑨的妻子和家人也在经历疫情带来的不便和考验,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做贡献。据王瑨介绍,他爱人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是考务组组长,所以校领导给的任务比较多。“前段时间研究生考试那几天,因为担心小区出现病例而影响研究生考试工作,我爱人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天。从12月23日开始,我都是把孩子送到父母家,晚上回来以后再把孩子一接。但12月25日,父母所住小区发现确诊病例进行了封控,规定不进不出,也就不能再接孩子了。从那时起到现在,除了偶尔视频连线外,我们一直都没见过孩子。这让我们夫妻两人感觉有点难过,毕竟跨年夜孩子不能跟自己在一起,另外老人带孩子也确实比较辛苦。”

“每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就会更有成效”

王瑨说,不仅是他,其他的下沉干部其实也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着。“大家都在干着同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大家都感到所做的工作有那么一些不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整个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更有成效。我认为,下沉干部包括志愿者在内,对西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一开始人员、物资等都很缺的情况下,这些人顶住了。在当下疫情防控中后期工作目标和内容发生转变,进行物资保障的的时候,下沉干部们也都是尽其所能各显身手,这是在各个小区都能感受到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西安市科技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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